【三月號專題】學生運動對於政治帶來的效應:愛國心與民主的台日比較──田畠真弓、林畊螗

田畠真弓 (Tabata Mayumi)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畊螗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生)

前言

         自從2013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興起之後到現在,在台灣、香港以及日本等東亞地區不約而同地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發生學生運動的主要原因在於2013年12月6日安倍政府所推動的《特定秘密保護法》(註一)正式生效,以加強保護國家安全保障機密的機制,鞏固美日兩國共同維護亞太安全的方向(新安保體制)。學生自主發起學運團體「SEALDs(Student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自由與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註二),目前規模達到約有400名成員,在日本各地進行抗議安倍政府的一系列活動。發起「SEALDs」的學運核心人物奧田愛基表示,318太陽花學運對於日本學運帶來相當大的啟發(註三)。然而,很少人知道,在從戰前到戰後的愛國心與民主化思維發展過程,台日之間產生了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台日學運同樣具有左翼意識形態,但台灣的學運有反中的政治方向,日本學運卻有親中反美的特色,彼此不容易交流與溝通。幾位台灣網友讀者也提醒筆者,日本學運團體是日本「共產黨中核派」,懷疑「SEALDs」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是否有著互動關係。另外一位網友讀者也有指出,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台灣人士相當期待新安保的生效則會加強美日關係以及反中趨勢(註四)。對於東亞社運網絡的連結做出努力的許仁碩(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主任)指出,2014年7月發生太陽花學運成員訪日風波,則是因為日本的兩個接待單位分別是早稻田大學極右翼社團與日本首屈一指的右翼政黨(註五)。日本的右翼團隊接待左翼的太陽花學運成員,兩個團隊具有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方向,為何發生如此莫名其妙的事情?筆者認為,愛國心與民主思維的台日之間差異導致台灣學運與日本左翼彼此之間的陌生。

         值得一提的是,愛國思維的差異對於台灣與日本學運後的政治制度帶來完全不同的效應。例如,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的民主化與愛國心的高陽發揮相當正面的效應,在2016年1月16日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第三勢力的崛起也影響藍綠兩政黨的席次爭奪戰。然而,日本的學運對於安倍政府的支持率沒有很大影響,反而提升支持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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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抗議新安保法的日本民眾
(資料來源:由筆者拍攝)

學生運動對政治帶來的效應

         不少社會運動的先前研究試圖探討社會運動對於政治層面帶來的影響。大部分的研究都探討社會運動發生之後對於政府的政策過程或法律制度帶來的改變(Porta and Diani 2006)(註六)。然而,Kolb(2007)將探討的目標鎖定在於社會運動對於政治制度的改變帶來的效應。投票權的擴大、建立新的政黨等都是代表性的例子。Tilly(2003)探討社會運動對於民主主義制度帶來的影響,他的分析指出,社會運動的結果並不會促成或加強民主主義。例如,社會運動本來的目的是民主化,但推動運動的結果刺激反民主勢力,結果反民主勢力得到民眾的支持。因此,社會運動與它的結果之間沒有必然關係,以民主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運動也並不會帶來民主主義制度的增強(Tilly 2003:22-23)(註七)。台灣的學生運動,特別是太陽花學運成功地鼓舞反中的愛國心以整合台灣的民心,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當選總統,也有促成時代力量等新的政黨爭取到民眾的支持。太陽花學運的效應則是新政黨的勢力擴大等制度的變化與民主主義制度的加強等結果。

         台灣自政治民主化後,陸續經歷野百合、野草莓、反媒體壟斷、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及反對黑箱課綱微調等學生運動,每場運動皆為台灣社會帶來些變化,亦促使民眾重新檢視民主的價值。由林飛帆、陳為廷等人領導的太陽花學生運動,至今屆滿兩周年,該運動改變台灣的政治發展,也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史上寫下一則新的「契機」。人民對執政黨政策上的不滿,透過社會運動開始發表訴求。然而,當執政黨對訴求置之不理時,民眾也會逐漸失去信心。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陳志柔教授認為50萬人於街頭反黑箱服貿的社會運動,徹底翻轉人民的政治態度,相較2013年,國民黨有49%的信任度,自九合一大選後,僅存34%;故此,太陽花學生運動,促成民眾對政治態度的大逆轉;然而,對許多民眾來說,九合一選舉的敗選是國民黨最大的報應(註八)。國民黨執政的期間,許多政策無法達成,甚至諸多的承諾接續跳票;不僅如此,「黑箱服貿」、「黑箱課綱」亦在期間發生。民眾並不是要把國民黨掛上「黑」一字,也不是要當個天天搞抗爭的分歧者,而只是要追求有效的溝通與民主權利;但是在這八年,似乎不見他們的誠意。因此,接續太陽花運動的2014、2016大選;對馬政府來說,是相當的「不碰巧」,讓選民有機會利用選票教訓之。執政的失敗、錯誤的行為,造成人民不滿發起的社會運動確實會影響各場選舉;因此,「民主」是現實的,做不好就有被換掉的可能,這是國民黨在2014、2016大選後將得面臨的重要課題;這也是選民希望該黨好好檢討與改正的結果。太陽花學運深刻地影響選舉的結果;在太陽花學生運動後使得台灣的政黨更加多元化、政治素人與社運明星相繼出現,在2016年大選最為顯著。時代力量、綠社盟等小黨林立,主要欲將不一樣的聲音與專業帶入國會,透過民主協商的過程,將資源與效益帶給台灣人民,這是民主政治上的最大突破。兩次選舉國民黨輸的一敗塗地,連勝文敗給政治素人柯文哲市長、代職參選的朱立倫沒有打敗蔡英文總統;甚至連國會的席次也銳減一半,可見台灣民眾是多麼的不滿。兩場大選促使政治的翻轉,讓年輕一代的勢力與多元的意見進入國家政策中。                  

         如此,台灣的學生運動一步一步地促成政治制度的改變與民主化。此過程中,台灣的愛國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中國因素與反中的台灣民眾情緒加強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註九)。然而,日本的學生運動與台灣不同,反中親美的愛國情緒與親中反美的學運思維彼此間產生激烈的衝突,結果無法加強民主化政治,反而導致非民主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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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接受電視台採訪的日本學運核心人物奧田愛基
(資料來源:由筆者拍攝)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期,日本的學運抗議安保條約而蓬勃發展。然而,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的抬頭,他們的訴求從反戰思維轉移到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達成社會主義革命,激進暴力革命的方向減弱群眾動員的力量。從此之後將近45年,學運在日本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失去它的舞台。然而,這幾年,安倍首相推動新安保法案,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日本學運又開始受到媒體的矚目。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日本憲法第九條,永久放棄發動戰爭權,只能夠擁有日本國防組織「自衛隊」。然而,面臨蘇聯等共產國家的威力,美國政府與日本之間締約以維護國際和亞太和平秩序為目標的美日安全保障法(安保法)。冷戰時期後,美日安保體系共同防衛的範圍由蘇聯轉為中共與北韓,日本政府開始配合美國的外交政策並往共同維護亞太安全的方向開始加強軍事力量(註十)。2015年9月19日,日本參議院投票批准新《安全保障關聯法案》(新安保法)應海外聯盟國家的需求,自衛隊將可參與聯盟國家在各地的戰役,提供軍事上的援助。新安保法通過後,可加強美日同盟關係,推動國際社會的安全保障活動,然而,嚴重地傷害到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數萬的反戰學生與一般市民在國會前進行抗議大約一個禮拜的遊行。(註十一)

         在此反新安保法的社會運動,學運團體「SEALDs」扮演主導性的角色。SEALDs的前身是抗議「特定秘密保護法」的「SASPL(Students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2015年6月起轉為反對新安保法,明治學院大學、上智大學、國際基督教等著名私立大學的學生是主要的成員。「SEALDs」的核心人物奧田愛基說,他們透過示威抗議的方法試圖改變社會。他受到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雨傘革命的啟發,曾與台港學生交流。(註十二)

        日本的學運到底對於日本的政治民主化帶來正面的效應?還是帶來負面的影響?從2015年6月到8月間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安倍內閣的支持率持續下降。到了9月,比前月的水準又降低了1.2%,僅達到38.5%。然而,9月之後開始回升,2016年2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比前月增加了1.2%,達到了46.4%,連續5個月上升了(註十三)。由此可見,日本學運的反安保抗議活動到了最激進的9月之後,對於安倍內閣的支持率開始回升,今年2月終於恢復到2014年1月份的水準(註十四)。日本學運為何無法加強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反而加強日本非民主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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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嘻哈音樂(HipHop)的節奏唱反新安保法歌曲的學運人士
(資料來源:由作者攝影)

日本的愛國與民主主義:「非排外愛國主義」與「排外愛國主義」

        據日本媒體的分析,支持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在於日本民眾認為已經無法期待安倍之外的領導人,也沒有其他不錯的人選(註十五)。特別是日本民眾對於在野黨(民主黨)的失望相當嚴重,則是因為2009年到2012年的執政黨時期,金權政治等問題傷害到民主黨的形象,外交政策的失敗導致與美國政府之間關係惡化,親中的政策方向也引起國內反中愛國主義者的激烈反彈(註十六)。支持民主黨的主要組織是以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為主的勞工團體,因此,在日本國內被認為是左翼政黨。然而,親中、親韓以及親北韓的外交政策刺激排外愛國人士與日本一般民眾,無法得到選民的支持。

        在日本長期以來研究學生運動的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教授(日本慶應大學總合政策學系)(註十七)認為,日本的愛國思維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精神上的創傷呈現出與台灣不同的發展過程。他在著作《<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愛國主義與公共性)》探討日本愛國思維的轉變與公共性之間的關係。小熊英二(2014)(註十八)指出,深受左翼思維影響的知識份子以及在大學念書的年輕人在戰爭時期由國家權力強迫性地被加入日本軍隊的「學徒兵」,親眼看到學歷相當低或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職業軍人虐待高學歷學徒兵的慘狀。他們感受到在日本的社經地位以及教育水準的差距等嚴重的社會階層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國內的經濟完全崩潰,為了生存日本人彼此鬥爭搶食物,幾乎都無法維持正常的信任關係。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看到日本戰後的人與人之間的連帶關係所崩潰的情形受到了相當大的打擊。在軍國主義時代的「帝國」日本,主流的愛國主義思維乃是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排外主義,但戰後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他們所追求的愛國思維則是日本國民積極地參與國家政策以建立民主的國民國家。因此,戰後日本左翼知識分子努力推廣民主主義制度之下的「非排外與反戰」愛國主義。在學校教育的現場,日本教職員工會(日教組)扮演推廣左派教育的角色,也有檢討日本軍國時期對中國大陸、韓國以及北韓等亞洲近鄰國家的侵略行為,與主張右翼式「排外愛國主義」的日本政府激烈衝突。

        如此,在日本從二次大戰結束後到1980年代,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知識的生產與傳遞以及學校教育的舞台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日本國民深受民主主義制度之下的「非排外愛國主義」的影響,大部分的國民維持強烈的反戰思想,非排外與民主主義以及反戰的思維並沒有與愛國主義相衝突。然而,據小熊英二的分析,1990年代之後,「非排外愛國主義」無法發揮它的影響力,「排外愛國主義」又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的原因在於韓國以及台灣等國家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1980年代,日本在全亞洲唯一的工業先進國家,但到了1990年代之後,經過民主化的台灣與韓國在電子與大眾文化產業等領域快速追趕日本,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也對日本帶來相當大的壓力。這些近鄰的亞洲國家要求日本政府承擔戰爭責任和賠償,亞洲各國的反日趨勢使得不少日本國民放棄以往的民主主義式「非排外愛國主義」,他們又開始追求強大日本帝國主義式「排外愛國主義」的方向(註十九)。隨著韓國以及中國大陸等國家加強反日趨勢,此「排外愛國主義」在日本國內愈來愈提升它的影響力,具有民主主義制度下「非排外愛國主義」風格的日本學運,他們推動激進的反戰示威的結果,僅刺激國內右派愛國主義者的激怒,最後無法達到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改革,反而導致對安倍政府支持率恢復的結果。


註釋

註一: 2014年1月20日,〈日本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走進日本》。
http://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44/
註二:2015.9.15國會公聽會 奧田愛基發言全文、「SEALDs」官方網頁
http://www.sealds.com/。
註三:2015年9月17日,〈太陽花啟發 日學運反安保法〉,《聯合新聞》。
註四:筆者去年在《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上撰寫〈日本安保鬥爭下的兩個不同學運世代:社會連帶的鬆動與公民自主性的台日比較〉文章時,兩位網友讀者提出這些看法。http://twstreetcorner.org/2015/11/04/tabatamayumi/#comments
註五:許仁碩,2014年9月2日,〈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上)〉,《想想》。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059
註六: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2006) .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註七:Tilly Charles(2003). “When do(don’t) social movements promote democratization?” in Pedro Ibarra(ed.), Social Movemen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McMillan, pp.21-45.
註八: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2015/10/16,〈台灣人政治態度受太陽花改變 中研院學者:318後藍綠信任度逆轉〉。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233322/
註九:趙剛,2014/7/29,〈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完整版)〉。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8%B6%99%E5%89%9B/%E9%A2%A8%E9%9B%A8%E5%8F%B0%E7%81%A3%E7%9A%84%E6%9C%AA%E4%BE%86%E5%B0%8D%E5%A4%AA%E9%99%BD%E8%8A%B1%E9%81%8B%E5%8B%95%E7%9A%84%E8%A7%80%E5%AF%9F%E8%88%87%E5%8F%8D%E6%80%9D%E5%AE%8C%E6%95%B4%E7%89%88/351262281693953
  楊永明,1998年6月,〈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275-304。
http://ntupsr.s3.amazonaws.com/psr/wp-content/uploads/2011/10/09-10.pdf
註十:楊永明,1998年6月,〈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275-304。
http://ntupsr.s3.amazonaws.com/psr/wp-content/uploads/2011/10/09-10.pdf
註十一:張聖杰,2015年9月19日,〈觀點投書:安保條約真的能提供安全保障嗎?〉,《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58139,2015年9月18日,〈日本參議院通過安保法 允軍隊到海外參戰〉,《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5/9/18/n4530958.htm,2015年9月20日,〈不爽安保法 中國船釣島挑釁日本反對派嗆連署萬人 告倒安倍政府〉,《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920/36788785/
註十二:2015年9月17日,〈日學運團體SEALDs:受太陽花運動啟發〉,《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447417
註十三:2016年2月19日,〈内閣支持微増46.4%=参院選投票先、自民が突出―時事世論調査〉,《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www.jiji.com/jc/zc?k=201602/2016021900577&g=pol
註十四:〈内閣支持率の推移〉,《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www.jiji.com/jc/graphics?p=ve_pol_cabinet-support-cgraph-past
註十五:〈内閣支持率の推移〉,《時事ドットコム》。http://www.jiji.com/jc/graphics?p=ve_pol_cabinet-support-cgraph-past
註十六:2012年9月16日,〈非自民「壮大な実験」破壊と背信…失望だけが残った〉,《產經ニュース》。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news/120916/plc12091600240000-n1.htm
註十七:小熊英二教授2015年9月中訪問台灣,在各地接受採訪與進行數次演講。9月25日他在台灣師範大學進行演講(主辦單位:台灣人權促進會),筆者負責與談人並有機會與小熊教授談台日學生運動的未來方向。參照聯書活動網頁與演講現況轉播: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24046577761221/
註十八:小熊英二著,2014,《<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愛國主義與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註十九:小熊英二著,2014,《<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愛國主義與公共性)》,頁815-816。東京:新曜社。

作者介紹

田畠真弓(Tabata Mayumi),日本東京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2007年)。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獲得國立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獎(2012年)。學術興趣為經濟社會學、產業社會學、社會資本、東亞資本主義、技術創新與社會等。近期研究包括資本主義與產業發展機制的台日比較(鴻海與夏普合併案)、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轉型與技術創新、太陽花學運組織創新機制與社會資本等。

林畊螗(Lin Keng Tang),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助理。研究專長為產業社會學、社會資本與勞動社會學等領域。學術興趣為台灣菜市場的社會學研究、勞工以及社會運動與民主化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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