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失落的台灣理想主義──藍博洲

藍博洲(作家)

我已經記不得東華華文系所邀請我去當駐校作家的確切年份了。但是我卻忘不了一個研究生在第一堂課對我質疑時的失望神色;他說他是要來聽我教他寫作技巧而不是別的什麼?我直接回答他說我不教寫作的技巧,也不需要教……後來,這名寫得還不錯的學生也沒有因此而不來上課;可直到現在我也還沒看到他在創作上有什麼表現。而我還經常會在想到東華那段美好的駐校時光時而想到他,並且想要再與他討論:為什麼寫?寫什麼和怎麼寫?

         1960年,我出生於苗栗客籍工人家庭。記憶裡,我是個從來不識愁滋味的樂天的野孩子;一直玩到上小學。早上,我走過滿街滿牆書寫著諸如「匪諜就在你身邊」、「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之類的反共標語來到學校,穿越塗繪著反共壁畫的走廊,進入牆上也寫滿各類反共口號的教室;然後跟著其他同學一起高唱:「打倒俄共,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的反共進行曲,前往操場升旗,聆聽校長例行的反共訓話。因為海峽對岸正風風火火展開文化大革命,所以學校不定期有「共匪暴行」的圖片展;放學回家後,電視台還繼續播放著反共電視劇……因為這樣的教育體制,我從來沒有認真地坐在教室裡上課學習;也經常藉故翹課乃至於逃學。雖然如此,我的考試成績總是能夠在前十名之內,也就沒有受到太嚴厲的處罰(那時候老師體罰學生是不會被批評的)。而我最痛恨的是每兩個星期要用毛筆寫一篇作文。不管什麼題目,大家總是這樣收筆:「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苦難的大陸同胞!」或「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南京的城頭上!」那時候,我從來沒想過,我後來竟然會以寫作作為人生志業。

文學作為人生的志業

        1975年,因為貪玩任性而失學在家的我陸續做過綁鐵條的建築鐵工、聖誕燈飾工廠工人、送報生等等;更多的時間則和幾個準備重考高中的國中同學,整日在街頭或彈子房浪蕩……就在感到自己隨時就要墮入社會的陰暗底層時,我偶然接觸到文學;彷彿突然開竅一般,文學,讓從來不思不想卻在求學的路上初嚐人生挫敗經驗的我開始去想:人為什麼而活?人的一生要怎麼活才有意義的問題。於是我逐漸遠離了浪蕩街頭的生活,窩在圖書館,一本接一本地讀著館藏的各類文、史、哲書籍。與此同時,我決定以文學寫作作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業,並且在看過赫曼•赫塞廿七歲時寫的小說《鄉愁》之後告訴自己:廿七歲時也要寫一本像這樣能感動人的小說。

         後來,在那封閉保守的家鄉就讀高中的三年,我繼續著翹課自學的學習態度,不曾間斷地讀著文學經典;書包裡總是裝著一本小說和一個便當。這段期間,我又讀到一本名為《夏潮》的黨外雜誌;它那關心工人、農民的立場,啟發了身為工人兒子的我日後走上關心社會弱勢者,追求社會正義的道路;而它對被湮滅的日據時期的歷史與文學的介紹,也啟發了我對台灣文學與歷史的關心。然後,因為看到白先勇等人在報紙副刊回憶當年創辦《現代文學》的文章而決定要考大學,可以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辦文學雜誌。

         1979年夏秋之交,我到台北唸大學。大學期間,擔任文學社社長的我,有系統地組織邀請楊逵、陳映真等日據以來的鄉土文學作家蒞校講演,為空洞無力的校園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過楊逵與陳映真兩位不同世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觸到因為長久以來的政治禁忌而籠罩在重重迷霧當中的台灣近現代歷史。為了撥開歷史的迷霧,我開始系統地閱讀能夠找到的有關台灣近現代史的著作。其中,偷偷地閱讀前行代作家吳濁流的《無花果》,是我具體瞭解228事件的第一本書。然而,霧,實在太濃太重了!一時之間,我還是無力撥開迷霧,進而找到自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於經常陷入思想沒有出路的苦悶當中,於是在1982年的某個冬夜,開始寫了第一篇小說。

         雖然在文學立場上我認同鄉土文學論戰所指引的現實主義道路,但是因為自己還沒有什麼生活歷練,再加上開始文學閱讀以來所積累的從存在主義式的人生理念一直到法國新小說等等文學形式的不自覺的影響,一開始,我的創作方法就不是傳統寫實主義的說故事的方法。我記得,它沒有太豐富的內容,只是把我前一個暑假和某同學騎腳踏車環島旅行中的東海岸經驗轉化為虛構的小說情節而已;人物只有三個:主角K,同學DJ,以及K通過書信向DJ憶述的少年時候畸戀的房東葉子;K,當然源自卡夫卡的閱讀後遺症;DJ,是隨便亂取的代號(那時候還不知道有個行業叫DJ;葉子,應該是閱讀川端康成而有的不自覺的感覺吧! 川端康成的影響還沒完,一直對《雪國》的開場「過了長長的隧道就是雪國」很有感覺,於是又以兩列火車停車交會時偶見另一車廂裡隔著窗玻璃的年少時候的戀人的眸子而來的回想習作了一篇沒有人物名字的描寫旅途的短篇小說。然後是陳映真的《鈴鐺花》的啟發而仿其敘事風格寫了一篇少男的青春的性的覺醒的故事;接著同樣還是寫少男的性的初次的心理感受,敘事手法則是讀了馬奎斯以後的魔幻寫實的刻意習作。

         大學生涯末尾的這段短暫的習作生涯一直持續到入伍服役期間。先是下部隊後一口氣寫了一本對自己的「存在主義」人生觀總結的中長篇小說《死亡之後才是誕生》;十幾年後出版時再易名為《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然後,因為得罪部隊裡頭的政工軍人而被關禁閉,出來後,深恐會「當兵當不完」或神秘消失,於是刻意寫了一篇通過描寫家族喪事而批判封建家族倫理關係的短篇小說,並且如願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這點虛名從而可以確保我一年後的平安退伍了。

         與此同時,1985年春天,我在楊逵先生的告別式上,親眼見到了傳說中的上百名50年代白色恐怖倖存政治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歷史的真實力量與活生生的台灣現代史的震撼教育。這樣的經驗與感受其實也是觸動我後來埋首挖掘被埋葬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1986年6月退伍後,我隨即投入推動台灣學運的《南方》雜誌的創刊;其後又下中南部為當時的黨外立委候選人助選。選後,我一度留在高雄,想要從事工運,並參與了工人政黨的建黨。之後,我決定回到文學寫作的場域,並且選擇一種介於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之間的工作來鍛鍊自己,於是在1987年春節過後,加入小說家陳映真領導的«人間»雜誌。 

我的第一篇報導

        在《人間》,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關228事件的田野調查與寫作。彼時,228仍是禁忌。我對228的理解,主要還是大學時候讀過的《無花果》。後來,我也輾轉找到一些耳聞事件經過的台籍老人,並且根據這樣那樣的說法,從台北大稻埕的事件現場出發,一路循線南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田野尋訪。可根據這段時日的訪談所寫的稿子終究因為諸多條件的限制未能進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來。

         歷史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讓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題目,改作其他主題的報導。可是,陳映真先生卻鼓勵我繼續做下去!這樣,我只好回到在採訪過程中新近蒐羅的史料中尋找線索。後來,終於通過閱讀一本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的有關「二二八」的小冊子,偶然發現一個可能是影響事件發展的關鍵人物的「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台大學生」,從而進入迷霧一般的228歷史現場了。後來,我也認識到,我的民眾史調查的重點是要如何找到進入歷史現場的線索;只要線索找到了,儘管歷史的迷霧再濃、再厚,依然可以循線走進去的。當時,線索就這樣發現了;問題是,我要怎麼循線發展呢?一直要到後來,我才意識到,我的歷史採訪的工作方式,除了動機與目的不同之外,基本上是與當年秘密逮捕政治異議者的情治工作者一樣的:抓到一點,循線追查。於是,我立即騎著摩托車來到新北投,向先前採訪過的剛從火燒島歸來的台灣牢齡最高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請教。然而林先生用一種明確的語氣告訴我,他從來沒聽說過小冊子所說的那個人!就在我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又說他倒聽說過當時有一個相當優秀的台大醫學院畢業的青年領袖郭琇琮(1918-1950)。

         於是,通過林先生的轉述,我初步認識了郭琇琮的傳奇;通過林先生的居間聯繫,我也採訪了傳說已經一同在馬場町犧牲或出獄後移民美國的郭琇琮的遺孀;在訪談的最後,隱名四十年的老太太告訴我說,臨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寫給她的小紙條上寫著: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隨後,我又採訪了幾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並以<美好的世紀>為題,在宣布解嚴(1987年8月15日)前的《人間》雜誌發表了關於郭琇琮生命史的報告文學。那也是我暫停小說寫作之後所寫的第一篇文學性的作品。 

尋找失落的台灣的理想主義

         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郭琇琮那狂飆的歷史也在人們怯懦的刻意遺忘中長埋地下,任歲月不斷沖刷而湮滅了。對廿七歲的我而言,忽然認識到郭琇琮及其時代的台灣歷史時,我的思想起到無以名狀的震撼的反應。老實說,一直要到那個時候,我才具體地理解到:原來,228之後,台灣還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歷史—1950年代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理想主義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歷史的迷霧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尋228及後來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熱情。因此,當我在採訪現場被那段歷史感動時已經下定決心,往後的人生將全力去挖掘這段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故事。於是,我辭去了《人間》薪水不多的專職,自覺地承擔讓被湮滅的台灣史重新出土的社會責任,從此以「自由寫作」的身份,專心從事台灣民眾史的調查採訪與寫作。

         近三十年來,我幾乎走遍台灣的城鎮與山村,甚至遠赴大陸各地、香港和日本,採集倖存者的歷史證言。這樣的投入,恰恰伴隨著解嚴後整個台灣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與思潮的動盪轉變;因為經歷了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曲折經歷,所以我對客現實的認識也決定了我的文學審美與當今文壇主流價值的格格不入與不合時宜了。也因此,長久以來,一直有人不解地問我,究竟是什麼力量可以讓我堅持下來一直做下去?我想了想,只能說那是因為我認知到一個不懂得尊重歷史的民族,最終還要受到歷史老人的再度懲罰,而二戰後國際冷戰與國家內戰帶給兩岸人民的卻是民族分裂、家庭離散的歷史悲劇。歷史的真相雖然不一定能完全還原,但是也不能任其失落,因此我們就得把被淹沒的挖掘出來,通過寫作,把被扭曲顛倒的倒正過來,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帶給人們的痛苦。

         我想,就是為了尋找失落的台灣的理想主義的認知吧,讓我能夠在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的寂寞道路,一路孤單地走下來。(2015/2/17) 


作者介紹

藍博洲,1960年生於台灣苗栗。曾任雜誌編輯採訪,報社專欄記者和政經研究員,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東華大學駐校作家,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劃主持人,時報出版公司「台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電視製作人。1983年,就讀輔仁大學期間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87年初,加入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從此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寫作。1989年起,陸續出版短篇小說《旅行者》,長篇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台北戀人》,歷史報導《沉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尋找祖國三千里》、《台共黨人的悲歌》,以及雜文《戰風車》、《你是什麼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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