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紀念專刊:戰後七十年台灣人類學發展與後殖民批判──李宜澤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作為殖民時期開始為了分類與管理或理解而發展的人文科學,人類學無法逃避與戰爭的關係。兩次大戰前歐洲人類學的發展,主要得力於帝國主義向外擴張之後的知識比較與系統性建構的需要。這個背景一方面使得人類學發展從最開始的應用就以服務殖民活動發起;另一方面也使得種族主義下社會生物性的人種階序觀點,被複製到不同文化的優劣關係上。

                人類學史學者George Stocking等作者在「殖民情境」的分析中, 就把開創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的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與殖民探險時期的英國探險家Maclay與Kubary等同比較,認為他們都受制於各自身處的殖民情境。馬林諾斯基藉由初步蘭島的研究把結構功能論延伸為人類學知識的基礎,目的是希望透過科學民族誌研究,為殖民當局提供行政管理的可能背景。另一位英國人類學開創者芮克里夫布朗(A. Radcliffe-Brown)專注的安達曼島人研究,也以英國在當地建立的「安達曼人之家」作為先期研究觀察站。這個觀察點從物質交易,以至於語言文化實踐以及信仰,都慢慢地對當地土著文化進行改變與破壞;但是研究者卻在書寫中濾除了「安達曼人之家」在研究中的作用,同時還刻意從研究書寫中修補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其他經典民族誌情境的分析包含政治體系的人類學反省,諸如David Schneider在密克羅尼西亞Yap的研究與海軍的資助關聯,卻沒有使得人類學家與殖民者區分開,反而提高了他的殖民地位;亞馬遜流域巴西境內的Kayapo人的研究與對抗當地雨林開發的政治經濟情勢,也使得Terence Turner發現Kayapo人主動認識到自身文化巨大的政治價值,而與人類學家一起創造自己的民族誌(Stocking et al. 1991)。這些分析都深刻地反思到,人類學研究與殖民體制之間,交錯發展的複雜關係。     

族群他者與文化代理人觀點

        從前面關於歐美經典的「後殖民人類學史」反省書寫,與阿薩德(Talal Asad)的《人類學與殖民遭遇》,費邊(Johannes Fabian)《時間與他者》中的時間地理同心圓擴散,當然還有後殖民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中的殖民地他者的文獻建構等觀點連結起來,形成人類學藉由殖民地政治所建構的知識體系,進行學術建制分析。對照台灣人類學研究的反思書寫,我們發現現有的人類學反思很有趣地形成兩個斷代。前一段是對於日本時期的殖民研究與民俗學中政治分類的觀點反省,後一段是對當代原住民身份政治的重新看待與書寫,但其中卻隱含了對「殖民」遺緒的人類學代理觀點。討論台灣人類學的戰後發展,我們可以先問兩個問題:第一,為何大部份族群觀點的研究一直以「單一族群」為主,即便在台灣這麼小的地理環境裡,境內移動的族群人口以及通婚移居工作等等因素,族群的互動已經非常頻繁的情況下,台灣作為一個「移民流動」社會的現實一直不受人類學的重視?第二,為何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大多是比研究者本身在政治經濟地位上較為低落的社群,不論是原住民或者漢人社會,且多半以這些社群裡的代表性領導人物(通常是男性政治領袖)作為文化知識的守護者,而較不重視社群內在其他人物的觀點,預設了權威代言式的單一觀點?

        這樣的「文化代理人」的思維方式—不論是在被研究社群中尋找主要報導的代理人,或者是以人類學者的研究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學術代理發言—其實就是人類學學科本身發跡於殖民時期的內在「性格」。我認為此種性格與台灣人類學從殖民時期植根的歷史脈絡極為相關。一方面對於知識來源與行動的認定取決於統治關係:有權力宣稱對某族群或者團體的知識內容,來自於統治關係的確認。另一方面,如同張隆志在〈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一文中所分析的,日治時期從「舊慣調查」到「民俗分類」的論述轉移,呈現的即是從「文化他者」到「國家成員」之間從屬關係的轉變:「日治初期具有殖民地文化治理和殖民論述性格的舊慣調查,轉變為戰爭動員時期對於地方鄉土認同與文化保存的民俗研究。」也因此,戰後台灣只有鄉土史以及民俗研究卻沒有台灣民俗學的現象,是來自於殖民地學術體制在戰後崩解,以及去殖民影響使移植台灣的中國地方歷史與民俗研究沒有主體發展的潛伏狀態(張隆志,2006)。

        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已經超過一百年,從戰後來計算也正好屆滿七十年。日本學者在殖民地初期所發展的研究典範,在鳥居龍藏以及伊能嘉矩的研究取向下為台灣殖民時期人種學與民俗學的分類初始,台灣的人類學內容成為殖民地人種分類學以及歷史民族誌的案例。透過德國傳播發展論述以及英國結構功能論的透鏡,日本學者藉由臺灣的高砂族研究建立起亞洲族群研究的南方基地。在日本統治殖民時期所進行的台灣社會「舊慣調查」事業,很大程度地轉變從明代以來對於台灣的地方民俗紀錄,而成為國家統治分類與戶政管理的重要指標。如同陳偉智在《伊能嘉矩》一書中所說的,殖民時期開始發展的民族學調查以及其戰後發展,成為台灣族群認同與學術紀錄平行進展的歷史建構(陳偉智,2014)。戰後的人類學發展,從先期的原住民山地文化保存與研究,到一九六五年由李亦園與王崧興先生推進的漢人研究,更進入到一九七二年由張光直先生所主持的「濁大計畫」,進一步地把台灣人類學從特殊族群的研究分類取向,走向與「傳統主議」辯證對話的新人類學發展取向。黃樹民先生以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認為戰後台灣人類學開創出對於傳統文化本土化實作的重視,也因此開啟對於傳統主義反思的辯證認同(黃樹民,1999)。黃應貴先生則針對台灣人類學於戰後的發展,討論類似典範轉移的過程:從社會組織到文化內涵的重視,並且更深入地反省到底文化的核心以及本質如何能在現代化社會當中表現出來?黃文試圖呈現台灣人類學在後殖民學術政治脈絡裡的特殊性—尤其是反思台灣無法再作為中國社會或者華人文化代表研究地點時,如何從題材以及人類學知識生產的內部性質當中,找到台灣人類學研究的特殊之處(黃應貴,1999)。這些都在2000年左右的戰後五十年回顧中,進行過回顧性的整體討論。

戰後人類學發展的主題轉向

        而從戰後五十年到戰後七十年,人類學研究有什麼樣進一步的不同?我認為主要的進展來自於對於研究題材的開放思考以及多元選擇。總的來說,戰後台灣人類學發展,可以從四方面來說明其發展方向:「原住民研究的主體發展與轉化」,「漢人組織與行為模式在台灣的延伸與變遷」,「區域研究的多樣化與內在化」,以及「移民社會的行動研究」。這四個層面的討論是因應時間發展地漸次堆疊,同時也反映不同時代對研究問題的需求差異。除了內容的轉向之外,還有人類學界晚近針對研究取向的實用觀點與後殖民反省,主要來自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合作關係以及族群文化發言權的對照。從最後一個議題推回來討論,戰後七十年對移民社會的研究開始有許多不同層面的考量。如同前面所說,台灣作為移民社會的背景,在殖民時期以及戰後初期,一直被刻意忽落或者壓抑,尤其對原住民社會的移動變化特別缺乏討論。這個現象在原住民社會裡其實已經得到注意,但並沒有被仔細研究。比如蔡政良和黃宣衛(2008)在〈阿美族的都市生活與社會文化的持續變遷〉一文中,就提出關於人群移動與族群研究的重要觀察:「為何原住民族群在戰後台灣社會裡面的人口多半穩定,但阿美族人卻大幅成長?」 如此觀察的回應需要搭配社會結構變遷以及原鄉轉變等等推拉力的分析,也把人類學與人文地理學的分析連結起來。而近來許多關於新住民家庭,移工民族誌,以及跨國家庭的人類學研究,也把這方面的討論豐富了起來。

        其次我們可以考量區域研究的多樣化與內在化。這在台灣人類學的後殖民處境裡看來,一方面是對台灣身處於亞洲邊緣以及連結東南亞與大洋洲的特殊地理位置重新理解,一方面也是對於過度以國族歷史的角度來看本地族群發展的單向觀點進行反思。台灣從殖民時期以日本為延伸比較的南洋先住民研究,走向戰後的中國西南民族誌以及少數民族比較,再到九〇年代因為國家認同轉變而出現的太平洋研究趨勢,很明顯地轉移區域研究裡不同層次的觀點。另一方面,在戰後以中國傳統社會復振的漢人社區自居,到重新看待國族歷史之外海外華人離散的趨勢,以至於與東南亞在地文化彼此交錯揉雜的問題(童元昭等,2009;郭佩宜,王宏仁等,2006),都得以重新構築台灣在島嶼東南亞,南島大洋洲,以及東亞大陸之交的特殊區域研究觀點。

        至於漢人組織與行為模式的延伸變遷,似乎與後殖民反思沒有直接關係,卻實際上連繫著最深層而無法直接觸及的國家暴力與分配式文化政治的問題所在。對於傳統信仰下的漢人行為模式,有淵遠流長的媽祖進香以及祭祀圈研究(張珣,2008)以及各種宗教祭祀的轉變研究,但更進一步地可以看到對於本地宗教社會福利團體在跨國化之後的組織模式,以及對於行善與個人修煉的多層次傳播(Huang 2009)。然而與傳統社會組織有關的國家暴力研究,反而脫離這些宗教與跨國化國族思維,轉進記憶政治與個人身份展演的研究領域(趙彥寧,2001)。最近才編輯出現關於家庭與倫理的重新反省《二十一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其實很大程度地試圖連結這兩部分的鴻溝,有令人驚豔的企圖(黃應貴等,2014)。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期待將漢人社會的行為模式,如何與當代的社會議題以後殖民以及去國族的角度,重新加以思考。

        而回到台灣人類學的「老同伴」原住民研究,是整個後殖民反思最為深遠細緻的一環。我們甚至可以把原住民研究當作台灣的族群議題研究,以至於人類學研究裡的縮影。後殖民觀點研究通常都把族群(或者狹義一點只看原住民)當作是認同政治或者文化資產的題材,而忽略了族群環境以及族群成員在各種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問題裡的出現層面,以至於對於身處「族群關係」研究取向很可能出現兩種方向的論述盲點:一種力道是把問題歸因與批判主流社會對於少數族群的壓迫,另一種力道認為,身為特殊族群的後殖民企圖,應該以「返回祖先」的文化鬥爭場域作為依據,重新解構國家對於族群議題的宰制。黃智慧在八八風災後對於原住民抗爭運動的描述分析中,就提到在風災後的抗爭問題,所處理的課題是來自於幾乎一無所有的受災者,尤其是其中在語言文化隔閡,政經地位居弱狀況底下的原住民族受災者。人類學者此時也自我詢問:「是什麼原因,使得最為弱勢之原住民族的災民,必須走上街頭,訴諸社會輿論或法院還其公道,以表達對國家重建政策最沈痛的抗議?」(黃智慧,2011) 。原民會副主委陳張培倫在立報就原住民學生容易被認為的「逃避」評論,做了一些 討論。他把思考族群問題動力背景的偏誤認知,稱為「蕃童教育所症候群」: 如同在賽德克巴萊裡所看到的小巴萬,「明明就具有勇士菁英潛質,卻在稍遇挫折屈辱後,寧願逃學待在部落裡跟莫那頭目討酒喝,而不願意回到蕃童教育所上課」。他指出,這樣的觀察忽略了原住民族人在特定論述空間之外的結構因素。我很同意他的觀察,然而也想要進一步以後殖民論者Linda Tuhui Smith(2012)的「去殖民方法論」角度詢問,對於研究的霸權抵抗不該只是棄絕所有殖民者的工具,反而應該對這些工具有足夠的認識,才能夠進一步地選擇是否參與的形式來反映自己的困境,而展現作為當代原住民知識份子取得基本戰鬥資源,並且重構人類學研究下原住民主體想像的方式。並且嘗試以更進步或者積極的角度,反省人類學在當代原住民主體下的知識意義。 

小結

        環顧戰後台灣人類學的論述以及研究取向,不論在地理空間以及歷史脈絡的重新思考上,有極為多元的進展。人類學在殖民時期發展出來的異文化研究方向,在戰後進入後殖民與國族重現的交織糾結發展,並且於當代展現多元的主體知識重構。重新審視四種後殖民的台灣人類學發展方向,希望可以讓當代的台灣人類學研究在新區域秩序以及跨國形構之下,再次看待經典議題的新方向。  


參考書目

Smith, Linda T.
2012 Decolonizing Methodology: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 2nd ed. New York: Zed Book Press. 

Stocking, George ed.1991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陳張培倫2013 「蕃童教育所症候群?」立報「原視野」專欄https://tw.news.yahoo.com/原視野-蕃童教育所症候群-161057970.html 

張隆志2006 〈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台灣文學研究集刊》,第二期。頁33-58。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黃應貴主編2014 《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台北,群學出版社。   

作者簡介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環境人文,當代阿美族發展,以及科技與社會之原住民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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