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瑩(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榮譽教授)
◎大學之成其為大，彰顯在包容性。此觀點在強調多元文化之今天，更具有意義性。
一、前言
在吳翎君副院長之邀約下，願答應為『人社東華』撰此文，以紀念東華『2067』校慶，實被她那一份『敬重歷史之情』（註一）所感動。人社東華在出刊的這期，邀請顏昆陽教授執筆東華追想錄，及由我書寫花師情之追憶，也算是給東華今年校慶最好的賀禮之一，因就如在擴大校慶『2067』專案中所說：回顧原東華過去二十年及花師過去六十七年之足跡，是為使東華未來更具發展性。基於『學校提供師生發展一片天的機會有多少，師生日後感恩回報學校的機率就有多少』之想法，所以在敘述我與花師之關係時，將分我對花師的感恩之情與我對花師的回報之心兩方面說明之：
二、我對花師的感恩之情
我所以會對花師滿懷感恩之情，是因為它不僅是我就業工作的地方，更是我圓教育學創新之夢的場域。這就要從1978年8月說起，這個時間點對我一生生涯來說，是個分水嶺，因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由於也已具備了教育行政高考之資格，故可能去處之一是到教育行機關服務，當然另一個去處是到大專院校任教。在這兩個抉擇中，教研所師長們認爲以我的個性到學術機關較合適，毅然來到當時位於台灣東部的花蓮師專任教，從此我與花師所結的緣就再也分不開了。
在這個環境中，對我個人之最大意義是：讓我在師大教研所期間所萌生的對教育學之初志—想為教育學加入一絲絲新成份，能夠被保持與增強。此初志並在2011年完成『新教育的建構—創新教育知識的經驗』（註二）一書（2014年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12卷第2期對此書有介紹），得到初步實現，而使我能在隔年較無憾地退休。
接著我將敘述這三十四年間花師是怎樣在滋潤我對教育研究創新之夢的推進。先就提供帶職進修研究機會來說，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82年考入師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共費時七年完成學位，博士論文對我日後教育研究帶來的意義是：讓我更能心平氣和地欣賞自己正身處其中的學校教育體系，因爲在這之前，情感上我對它是抱著較排拒之態度的，且也祇是看到其不好的一面，未能不偏不倚的對待它，因它一直被批評爲是保守的，非進步的形象。而在經由研究這題目—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其內外形勢—後，對臺灣現行學校教育制度的歷史根源得到適度瞭解，於是改變了我過去對它的刻板印象，尤其當我發現國民政府起初在創造這樣型態的學校教育制度時，不祇是其主觀意識型態之投射，更是回應了該時期國家局勢之需要與教育社群之要求，確有展現適度開放性的作爲，我開始對它産生了一些珍賞心。從此也較能以平靜的理性對待現行的學校教育制度，儘管目前有很多股新生力量正衝擊著它、挑戰著它，但我心緒仍很篤定，因為自從探究它的歷史根源後，對它的「不變」與「變動」部分該怎樣合理取捨，我心中已有了較明晰的譜，且從此也開啓我更樂意繼續探索我們學校教育系統問題之心志。亦即這次進修讓我自內心肯定：我們自己教育系統的問題是值得作為教育學之研究對象的。
第二次是1985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進修半年，讓我見識到：工具理性在教育實務可怎樣加以應用，例如某授課科目之教學評量，若學生想得最高分數A+，就一定要寫報告，但若沒寫，最高分數就只能是A。這樣就更能在學生內在需求與老師卓越要求中取得平衡，而避免分數膨脹之現象。這也讓我對教育學於教師應發揮之工具理性作用有更深刻之體認。第三次是1992年到英國約克大學進修一年，在閱讀該國教育領域之相關雜誌後，我有一個很深之感慨，那就是：與該國教育研究社群相比，我們的教育學者對我們自己教育系統之問題顯得太少投入關切與深度反思，於是對實際教育措施之存在面貌、核心問題之內涵與有果效之策略，都較難適時被理解與發展，以致各種教育革新作為難以取得應有之成效，殊為可惜。這更加強了我對我們的教育研究社群應集中心力研究我們自己教育系統問題之體認，並覺得自己更有義務親自走入我們教育現場，從自己做起。
次就提供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機會來說，在1989年取得博士學位之前，我兼任過心理衛生中心主任及教務處課務組組長，不過這兩個行政職務，對當時的我來說，並未覺得對發展新教育學有何意義，只覺得是一種服務，也是對學校之義務。但之後所兼任的訓導長（1989-1992）、教務長（1994-1997）與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1998-2002）等行政角色。我則是賦予發展新教育學功能，因在1987年我提出了「教育學一個新研究領域的初步構想」，我是有這樣的一個假定：除非學校教育系統每一類角色的執行者都能借著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使其心力與職責合一，才能稱得上真正的改造。因之教育學研究的新課題之一：即在深究教育系統中每類角色執行者之心與其職責合一的變化情況及造成不能合一之勢。但目前我們對教育系統中每類角色執行者之個人理念及其發展過程，尚未作有系統之開發，而對各類角色執行者所面臨的客觀之勢，也未作深入探究，當然對各類角色執行者與其角色職責結合的種種現象，更無充分的認識。所有教育上認爲良法美意的改進措施在實踐時未能顯現其成效，或許就在於忽略對這個層面作認知或理解，故這個領域我認爲值得有系統加以開發。基於此認識，所以我在擔任這些角色時，都是抱著體驗各類教育角色執行者可能發生的故事，盼能以親身的實踐經驗作基礎，來更扎實地發展新教育學。而這些直接體驗，在1999年爲著因應「教育科學：本土化與國際化」研討會之需要，寫了一篇名爲「一個夢之追尋：建構植基於教育實踐者經驗之教育學體系」之論文，提出「教育學新形貌」之初步構想，始將我心中想探究之新教育學（圖一）畫龍點睛地呈現，使得往後十餘年，為了將此構想發展得更成熟，讓我還可帶著盼望感在奮鬥，而感受到生活之充實豐滿。
以上所述僅限於花師對我在教育研究上成長之恩情，當然花師給我之助益，要感激的人、事、物，尚有更多可述說，限於主題之設定，本篇暫不提及。總之，對我在其中生活與工作三十載之花師，不但烙印許多可資回味與回憶的故事在我心，且讓我在較不受外界過度干擾下，從容自在地圓了我的學術創新之夢。每念及此，對花師感激之情總被激起，而思該有所回報。
三、我對花師的回報之心
我對花師的回報之心，有正式行動始於2008年。本來自五十歲起，我已決定不再兼任任何行政職，專心寫自己認為有意義的著作。但因合校之關係，基於心中乃樂見這樣組成的新大學，是建立在兩校更多平等與對等之關係上，因之也覺得應該再盡一份心力，於是再出來擔任院長職務。我們教育學院成立於2005年8月1日，當時校名為花蓮教育大學，2008年8月1日則成為東華大學的教育學院。後來之所以會改名為「花師教育學院」實有其特殊的原因和考量。併校之後，與「花師」歷史相傳承的「花蓮教育大學」、「花蓮師院」、「花蓮師專」、「花蓮師範學院」等校名似乎瞬間不見了。此著實讓「花師」歷年超過二萬名的校友難以接受且甚感失落。我在與大多數校友碰面的場合中，每當談起母校的「剎那消失」總是充滿感傷與不捨。這樣的情景，我認為讓合校這事變得美中不足，且在人文情懷彰顯上也有所缺憾，於是也思如何加以補救。在與院內主管商議後想出的方法是重新命名院名，當時我們是列出幾個院名（如花蓮師範學院、花師師範學院、花蓮教育學院、花師教育學院等等）讓院內所有師長投票，最後是花師教育學院名稱獲得更多青睞，且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准，而正式定案。東華大學教育學院之前有「花師」一詞，正如北京大學管理學院之前有「光華」一詞一樣，都代表著某種紀念之性質，同時又隱含相當程度的實用價值。那麼「花師」這個附加詞，代表著怎樣的意涵呢？我認為至少有兩點：先就花師畢業校友來說：它代表著他們/她們過去某段生命的經歷依然可在這所新大學找到追憶的線索，於是儘管母校不見了，但還是可稍加舒緩心中之失落感。
再就對教育學院發展及學生未來前途來說：在合校時，我跟黃文樞校長說：一個大學各個學院都強了，就強了。同樣一個學院各個系、所都強了，就強了。於是為使新大學強，就要讓各個學院之發展，各有堅強的後盾為之基礎。其中廣大畢業校友力量的支持，是重要的後盾之一。未來之教育學院若能讓一兩萬已畢業且在教育界及學術界或其他各界都有傑出成就之花師人，都願意認同成為學院的一員，則對本學院之發展將是個大助力，等於厚植了其強大的校友基礎，這不但對學院學生踏出校門謀職，是個最好的協助，而且在必要時也可發動募款以讓院有更多之基金支撐其各種計畫之長期進行，故「花師」一名加在教育學院之前，也是可產生實質功能的。它將因著直接促進本院之良好發展基礎，也間接使東華大學之校譽在社會上獲得了更大的提升。
除院名重新命名外，我們在學院新大樓之中間也建置了蘊含花師精神之校徽，但在外型上則採用了原東華之四合院形式，於是此棟大樓同時就兼具東華之身體與花師教育心合一的特色。故本院建築事實上也表徵多元統合之精神，符合當今之時代精神。不只此，您若願意細細品味花師教育學院之大樓，其實它也反映了將人視為貴重人加以培育的教育理念。因為若鳥瞰此棟建築物的整個造型（如下圖二）。
您會發現建築物的形狀恰似我們文化中一位具有貴氣、尊嚴且受敬重的官人（如過去穿著官服的官員）。自A側來看，中間凸狀突起部分乃象徵一位官人所戴之烏紗官帽；而從B側（表徵手）橫跨至D側（表徵手）的銜接長廊即指涉其所佩掛之官銜腰帶；至於從C側延伸出來的兩排長形分枝則可視為其之雙足。藉著這圖像我們希望彰顯的是花師歷來一貫強調的教育本質與精神，以使本院每位師生及職員工不僅都是以人的身份彼此對待，更是以極尊貴的人彼此敬重。
不過我們行政團隊也知道真正要延續花師之生命，光藉著校名與校徽之保存是不夠的，更積極的作為是本院要能與其他學院共同對新東華大學之校譽提昇，做出令人敬重的貢獻。基於當前世界發達國家之大學已進入被要求集「研究—教學—服務」三種功能於一身的時代，故每個有志氣之大學都有意或無意地認為應同時發揮這三種功能。本院身為新東華大學的一份子，對這三種功能也該做出應有的貢獻，才可算為盡其職責。於是針對這三大功能，我們也形成了未來努力的焦點策略。如在研究上：將推動科學性教育研究—使教育學從思辨性更走向驗證性。在教學上：將推動教學方法革新—使學生從聽講學理形成知識之學習取向轉換為討論實例建構智慧之學習取向。在服務上：將擴展服務空間—使師生活動從「與社會孤立之校內場所」走向「與社會連結之校外場域」。
當然以上三方面之具體成效，乃須假以時日努力耕耘，才可顯現。但至少反映出本院的行政團隊自合校後是一直帶著旺盛的企圖心，並藉著面對的新挑戰來發展新的契機，盼使花師教育學院日後能在台灣之教育改革行列中扮演重要的引領角色，就如同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於1999年在陳伯璋校長領軍下曾對當時之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扮演領頭羊角色一樣。基於以上所述，我與合校初期行政團隊所作的各種傳承與開創之作為，相信將是對花師回報的最佳方式之一。
四、結語
總之，寫此篇有關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與國立東華大學合校之感懷文章，雖然大部份是著墨於我與花師關係由感恩之情到回報之心的內容描述，但主要的用意是要表達一個衷心期許，就是：願合校後之新東華大學能善用兩校各自固有之優良元素為根基而更茁壯發展，培育出更多有貢獻於宇宙胸懷之各類大器人物（或各類達人）。其著眼點可從孕育一種校內人人都能帶著互相敬重之心從事競賽的文化氛圍著手（註三），我認為這將是新東華大學今後能永續發展之根。這點微小的心得建議，是我在合校後於東華校園，生活六年多的主觀體察。雖知它僅是一偏之見，但乃願藉此短文表述出來，以與大家同盡一份愛校之心。
註一：敬重歷史之情所以值得珍賞，是因一個不重視自己過去歷史的人或機構，是難創造出傲人之成績的。
註二：正被我拓展的新教育學，其價值在具有可讓教育學展現獨立自主的學術地位；其特性在將教育學由研究教育事實之學轉焦點為研究教育行動之學。
註三：學校發展之根基，固然訂立前瞻性與規範性法規是不可少的，但校內人人之間湧流愛的敬重關係更是值得耕耘的活水源頭。
作者介紹
吳家瑩，台灣省雲林縣人。在學歷上曾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士、教育研究所碩士及博士，並曾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及英國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進修研究。在經歷上曾任花蓮師範學院訓導長（1989.8-1992.7）、教務長（1994.8-1997.7）、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1998.8-2002.7）及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2008.8-2011.7）。在學術專長上，主要是在近代教育史及教育理論方面,曾出版「中華民國教育政策發展史1925-1940」（台北．五南），對當前台灣這套學校教育體系之歷史根源作了系統性之探究；「追尋新學校之路」（台北．五南），對國民中小學推展活動型課程變革，所發生之問題提供了可參考之見解；「校長如何實踐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經驗」（台北．學富）[此書大陸書名為「跟蔡元培學當校長」（北京．首都師大）]，對大學走向自治可如何經營提供了經驗；而最富一生代表性的著作是「新教育的建構-創新教育知識的經驗」（台北．學富），此書主要在解決教育理論與實踐及教育理想與現實落差之課題，提供了另一種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