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 王慧婷

王慧婷(政大歷史所博士生)

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的著名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將歷史時段分為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註一),這樣的考察,說明在其眼中,歷史存有之時間具有至少三種不同層次;史家往往以今視昔,必須站在曩日之外,化約已逝的格局,體現歷史與時代,然而,對於生活在時代中的人而言,個人是否能清楚知道自己位於哪種時代格局之中?這自然又是另一課題了。

              世人未必對於自身所處的時代有深刻認識,然而,後世欲理解過去的時代,卻可能得由該時代中的個人為媒介,看見已逝的時代與其歷史格局。在馮筱才這本《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中,便是將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國政治與經濟格局,寓藉在名商虞洽卿的身上開展而來。

                「虞洽卿」既作為個人、在此又作為一個「時代」,所體現乃是作為商人身分而周旋於晚清民國政治格局下的結構秩序──「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本」、「四大家族」(註二)等概念。而構成整組命題的格局則是一組解釋套路:認為上述秩序結構最終造成民國政權覆滅,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而代興;在其時代內,體現出一種國家格局逐步邁向「政商化」的內在危機,這項危機即便在威權統治之下,也無法制衡,因此成為一道侵蝕官僚體系權威的社會腐化之源,最終破壞經濟秩序與法律結構之正當性,於是再造鼎革之勢。(註三)

                   虞洽卿之作為「政商」、或言稱為特權商人,就已在字面意義上表徵了經濟與政治特殊關係。這組詞彙並不以虞洽卿獨尊,北伐前後虞洽卿名聲之起,在馮筱才筆下比之為晚清巨商胡雪巖,兩者確實也有許多同之處,然而後者卻未被冠以「政商」之名。除「前言」、「結論」外,本書共有六章,「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愛國時代』之政商生意(1915-1925)」、「北伐前後的『左派資產階級領袖』(1926-1927)」、「委員長的代理人:南京時期的政商模型(1927-1937)」、「戰爭年代之政商現形記(1937-1945)」,以虞洽卿個人所串起的,是作者提出對清末至民國期間一種新政治經濟現象、以及一組公共政治與私人商業利益複雜糾葛的行動模式的解釋概念,整套社會秩序變化的漸進,在作者筆下,名之為「政商化」。(註四)

                      「政商化」的機制近似於「官僚資本化」,但又不盡然等同,而是另一種公共權力尋租,追逐共利的權力結盟。表面上看似都為公共利益而來,但後檯內政商利益包裝在合法結構下的交換機制,雖然穩定,卻已經在政、商兩肇間埋下扭曲的發展指標。這類權、利交換,並非盡皆帶來惡局,甚至在某段時期引領了國家邁向經濟發展指標前進,因此也與當代「官商勾結」之類的道德評述有些差異。(註五)

                     1890年代開始,晚清的「變」成為根本格局,一條「政商」崛起之路,也隨著政局變化,開始尋求新的經濟之道。而虞洽卿在清末以「買辦」、「同鄉領袖」、「租借調人」三重身分活動(註六),正巧搭上官商網絡,不僅是買辦起家,且至少在1903年就獲得官方任命,於該年11月為兩江總督魏光燾在上海探聞東三省的虛實;更在1905年在袁世凱薦引下得到皇上賞賜戴二品紅頂,顯示其官場遊歷早於民國改曆(註七)。「改革時代之政商形成(1891-1911)」內,正勾勒出虞洽卿在此將經商之路轉向政治的過渡,與這時各種政商匯流的組織興起相合,近代商團濫觴的「華商體操會」,在1900年代為虞洽卿等人創辦,正是以「寓兵於商,步武泰西」而期盼達到「強國強種」目的為發想。(註八)但在「南洋勸業會」創辦模式中,卻未能成功仿效前例獲得輿論或實際收益。一如在政治上的多方接觸,同時期虞洽卿在上海生意模式囊括:金融、航運、地產、礦業、機械、電廠等項,無論在政治或商業上,皆有所成。而這時期的經營模式似乎以公益開始、私營結束,或由合股、股份開始,再漸漸發展到私人企業。

                    在洋務、重商、實業氛圍中,政治權力變化為清末商界帶來多角的營運契機。而在1913年「二次革命」前後,新舊兩方秩序消長與政治力抗衡中,上海商人在革命黨人間之周旋,不僅緩解各界矛盾,也穩固當局治安。於「革命轉換之關鍵人物(1911-1914)」這章中,作者傳神地稱這樣的商人為「經紀人」,這類經紀人之所以介入地方政治,無論是為了維持原有的商業秩序、信用關係、或市場營運為宗旨,總結而言,主要都是出自於對穩定秩序考量。以個人能量而企圖維繫權力重組的秩序,因此,於公、於私,都可以將其人又冠以「秩序型政商」之名,這類政商的特色在於,得以在不同政治力量間斡旋。(註十)在1916年至北伐期間,向虞洽卿這樣的人物,清楚看見局部性秩序維持的必要性,也清楚自己角色與身分定位該如何運作,同時將商利與「抵制列強」的目的融會,因此,作者又稱他為「民族型政商」。(註十一)

                    虞洽卿將商利與政治策略結合的行動,在二次革命後因得到袁世凱支持而更加穩固,可以說是透過經濟入手民族主義(註十二),但是袁氏執政期間國體問題,使得虞洽卿1915年發起的「救國儲金」運動一度陷入困局裡。然而,總體而論1915-1925年的虞洽卿,仍然在「排外」、「愛國」兩條主道上行商獲利(註十三),「民族主義」事實上是一種被虞洽卿持有的經商工具,這樣的商業戰略,固然也受到輿論反噬(註十四),然而在各種政治力量角鬥之時,商人仍是各方不惜極力爭取的奧援之方。

                    至於虞氏自己,又是如何度量局勢的呢?以商人本色觀之,自己不過一直處於「中人」的角色而已。(註十五)即便在政治上活躍,或在外交上為何方勢力發聲,他所持有的身分都是「商界領袖」。(註十六)在1930年代,面對中日問題,他不再展現清末時的強力排外表態,並且在南京時期更頻繁介入軍政人事安排。這類受經商安全感約制的政治選擇特色,到抗戰時期更為鮮明,與其說是他本人斡旋在汪、蔣、日多方間,不如說晚年的虞洽卿政商特色鮮明地只把關注放在「條子」(官方許可)、「面子」、「銀子」三項。

                    1945年虞洽卿病逝於重慶,他本人遊走於政、商的兩面性,固在其有生之年游刃暢通,但在其身後,這樣子的政治投資之利弊也反映在其歷史定位上,作為「政商共同體」本身,同時意味著連動無法割裂的政治細胞,並必須為此政治性受到後世檢證。以商事論之,過客虞洽卿或許經營有道;但以政治視之,其動機從來不純,難登大雅之堂。而在本著作中,作者亦無意為虞洽卿作為蓋棺論定、或予以翻案,虞氏在此只體現出商賈本色,以及其人生歷程中所體現的時代性格,政商關係憑藉制度框架而起,但卻時有越過制度體系的影響力:商業力量的增強,削弱政治制度統治之秩序。這樣的格局不僅是歷史結構,並且也是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內在秩序,作者悲觀指出:「政商化」所帶來的政治轉向,寓意著中國20世紀歷史仍舊逃脫不了政治傳統上天道循環的宿命。言下之意,似乎亦對當代中國問題提有諫政之用。

註釋

註一: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曾培耿、唐家龍譯,《地中海史 : 集體的命運和總的趨勢》(臺北:臺灣商務,2002)。

註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259。

註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59-260。

註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8。

註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

註七: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1-22。

註八: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26。

註九: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59。

註十: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7。

註十一: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68。

註十二: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76。

註十三: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07-108。

註十四: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20-124。

註十五: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3。

註十六: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頁184。

作者介紹

王慧婷(Wang, Huei-ting),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博士生暨政大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成員。這傢伙是出生於臺北的澎湖人,童年與海洋為伍、以沙堆為堡壘,繼而成長於一座百年有餘的都城,並在臺灣各地與世界各國闖蕩,夢想著貫徹太史公司馬遷周遊列國之舉,以竟史學之志。大概就是嫌自己小時候沒好好讀書,所以拉長了在學年限。近期準備大耍孤僻而全心投入論文。日前受天人感應,碩、博士修業總年限準備效法祖國偉業,從八年起跳,直追十四年抗戰,來個與世推移,寫完論文再歸回汪洋水母漂。除學科執念外,無甚專長,唯一可炫耀的是外祖父為馬公國寶廟宇繪師黃友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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