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似乎是沒有底線的……。本文作者胡昌智博士曾任國科會駐德國及英國科學組組長，以歷史家的紮實訓練及近身細膩的觀察，對二戰以後德國如何去納粹化提出獨到的見解。
──編者
胡昌智
(德國魯爾大學歷史系博士，前國科會駐德國及英國代表處科學組組長）
一、二戰後德國自發的自我批判
三年一度的德國民主獎（Demokratiepreis）1997年頒發給〈希特勒的自願劊子手〉作者高得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1]在波昂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發表演講，讚揚高得哈根作品帶來的道德力量讓德國的公民意識再度得以強化。同時哈伯馬斯也警告在兩德統一還不滿十年的德國又已經出現了「祖國精神」的呼聲，他在演講中也強調，繼西德於戰後持續的自我反省之後，在追求的國家「正常化」之際尤其在這本書的關照下，應該自覺到新德國有絕對不可逾越的紅線。[2]
高得哈根嘗試從文化的脈絡解釋十萬以上直接參與大屠殺（Holocaust）的納粹跟隨者。他嘗試解釋他們何以能夠面對面、而且一而再地處決那些同樣是人類的猶太人。他的書在六星期中賣出八萬冊，引起德國社會裡廣大的迴響及辯論。
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漢堡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兩次〈國防軍展〉（〈Wehrmachtausstellung〉），第一次自1995年到1999年，第二次由2001年到2004年。展覽由聯邦文化部長揭幕，在全國34個城市博物館展出，展出國防軍─德國的國軍─在二戰中對俄國的罪行，以及國防軍如何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兩次的四年展都各有將近一百萬人次的參觀者。
展覽在各城市引起激烈的爭議，反對者，包括全國性的軍人協會、右派組織、被驅離故鄉人協會、部份軍事史家都發表抗議文字及遊行。但是社會大眾能夠、也願意接受這些有損國防軍清白形象的歷史事實。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從〈國防軍展〉的事件看來，它似乎是沒有底線的。
歷史學界在1982年因為柯爾總理民族主義的取向引發了〈史學家論戰〉。論戰中維勒（Hans-Ulrich Wehler）站在哈伯馬斯一邊，他對有助於納粹興起的社會因素及心態做了經典的分析。他指出俾斯麥以軍事行動統一德國後，德國社會組織及社會行為都有軍事化的傾向。同時人民─包括知識階層─對官廳有普遍的盲目崇拜及信服。社會裡更有期待如韋伯所建構的卡理斯瑪（Charisma）性格人物出現的集體心理狀態。持續在整個威廉帝國時期，人民相信德國的革命與英國法國不同，它是「自上而下」展開的，德國可以不必接受啟蒙思想裡的自由及民主的價值觀，德國有它自己應走的道路─德國的特殊之途（Der Deutsche Sonderweg）。而這個德國特殊之途的意識形態早在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以及威廉洪寶德（Wilhelm von Humboldt）的思想中即已潛伏著。維勒對納粹思想根源強有力的批判回溯到德國十七世紀末的社會及思想。[3]
二戰之後德國的記憶文化中自我批判佔有顯著的地位，他們嘗試瞭解何以納粹的大屠殺會發生，然而，就像德國猶太人協會前主席布比斯（IgnatzBubis）屢次強調的，那個歷史事件是無法解釋的。[4]不斷的自我批判成了戰後德國悔罪的特殊現象，在歐盟整合過程中，它甚至有反轉的傾向，它成了德國人道德上驕傲的一部份。[5]
二、盟軍與紅軍主導的「去納粹化」
1 緣起及法律根據
德國嚴厲面對自己文化及社會中納粹成分這種精神是自生的，但是「去納粹化」概念卻是外來的。它來自二戰中的盟軍領袖，它是在戰爭即將結束，盟軍共同思考如何處理戰後德國人時出現的概念，這個概念也曾經是美蘇英法四國共同的政策，而且實際執行過。
1945年7月17日，德國投降後兩個月，盟軍領袖三巨頭在德國近郊的波茨坦鎮舉行戰後會議。美國總統杜魯門、俄國大元帥史達林以及英國首相艾特理在對德國決議中提出五原則：去軍事化、民主化、地方分權化、拆除重工業設備以及去納粹化。這是「去納粹化」概念的首度出現，它的目的是要將納粹的影響力從德國社會、文化、法律、經濟以及政治各個層面中去除掉。
1946年3月5日盟軍在德國的最高政府機構─控管委員會（Kontrollrat）─根據波茨坦會議的原則制訂並公布第104號法案，法案的名稱是〈去除納粹及軍國主義法案〉（〈Gesetze zur Befreiung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控管委員會將該法案交給四個佔領區的軍政府，並由德國的地方政府執行。[6]
第104號法案共有67項條款。其中第1至第3條規定18歲以上德國男女都要填寫調查表，並依資料審判定罪或宣布無罪。第4至第13條分別定義主犯、共犯、輕罪者、盲從者以及無罪者五類。第14至第23條為罰則，第24至第33條規定證據、審判程序以及判決。第46條以下規定抗告、赦免、假釋及費用等事項。
2 盟軍佔領區裡的執行與變數
1945年4月29日當美軍進入慕尼黑是北邊的達豪（Dahao）集中營時，他們直似進入了地獄。營養不良的囚犯散處在一堆堆屍體之間。前一年冬天開始流行著的傷寒病更使集中營怵目驚心。驚惶中的美軍將所有街市上的德國人都視為是恐怖的納粹份子。白宮也下達禁止美軍與德國人民有任何私人接觸的禁令。美軍因此正式地向佔領區的德國人不斷地做簡明扼要的廣播及公告：「美軍不是來解放他們的，美軍是擊敗他們的勝利者」。波茨坦協議中「去納粹化」的背景是很真實的對納粹的恐懼。對戰爭不在自己國土的美軍是如此，對英法兩國更是如此，尤其對歷經過極為慘酷的列寧格勒圍城之役的俄國更是如此 ─ 僅僅在1941年9月到1943年1月圍城期間，殘暴的德軍加上嚴寒的冬季，就使得1千1百萬人以上俄國平民死亡。我們可以說，波茨坦協議中「去納粹化」的原則是極為感性同時兼具有和平前瞻性的聲明。
1946年3月起德國公民開始依照第104號法案規定填寫去納粹化的申報表及調查表。申報表中該填寫的包括個人資料以及曾經參加過的納粹組織，諸如：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禁衛軍(SS)、武裝禁衛軍(WaffenSS)、國家秘密警察(Gestapo)、秘密戰地警察(GeheimeFeldpolizei)、納粹婦女協會(NS Frauenschaft)、納粹學生聯盟、希特勒青年團(HJ)、德意志少女聯盟(BdM)等。申報表中也要據實回答是否得過納粹的表揚及資助？或者贊助過納粹活動？是否是國防軍、納粹軍官、擔任軍事單位認可的職位？是否擔任過經濟部門的職務？曾通過哪些檢測及考試？得過哪些頭銜？最後，申報表的填表人需要自行判斷，說明自己責任的大小。調查表裡有131個問題，要填報的是自己的家庭、職業、教會的歸屬或脫離教會的原因、學校教育的經歷是否參加過學生組織（Burschenschaft）[7]等等。截至1949年底，依統計，在英國、法國及美國佔領區中共有608萬人填寫了申報表及調查表。各地方的審議會（Spruchkammern）也依據這些資料「審判」了他們。
美軍在1945年4月救出達豪集中營中的倖存者之後，就開始安排佔領區內各市鎮的民眾前往參觀。 同時，美軍將民眾參觀的實況拍攝剪輯成為影片，大量複製在各個城區村鎮播放並強制人民觀看。[8]德國民眾在參觀集中營以及觀看影片所受到的震驚讓美軍察覺到德國民眾應該對納粹滅絕猶太人的作法並完全不知情。白宮對美軍與德國民間的私下接觸在1946年4月開始大幅放寬。街頭、酒吧、休閒娛樂場所開始有美軍與德國男女老少的相處。
白宮寬鬆的政策事實上是國際局勢發展的結果。1946年初俄國嘗試在有石油及戰略地位的伊朗支持建立共產黨政府。杜魯門總統幾度施壓，最後以去年（1945年）8月才在日本剛投下的核彈相威脅，迫使俄軍自伊朗撤兵。同時，希臘親俄的民主軍於1946年初開始與英美所支持的保守派展開內戰。而俄國在所佔領的土耳其境內也開始積極設立軍事基地。戰後東西對峙的情勢急速浮現出來，快得令政治家幾乎措手不及。佔領區被打敗的德國在新的國際局勢中不再絕對的是敵人，而是該爭取及培養的友邦。「去納粹化」調查資料的審查以及罪行的判決因此一開始就落入異常的平和的途徑。加上英法兩國因為佔領德國而產生額外的各項維持費用，在戰後國內經濟未復甦的狀況下，深感負擔沈重。「去納粹化」工作的推動從1946年夏天起就有新的著眼點：英、法、美三國希望儘量快速篩選出政治背景清白而且有專業知識及行政經驗的德國人，接手佔領軍的各項管理事務。
1949年底英法美佔領區收到的604萬份調查表，其中真正處理的僅有250萬件。不加處理調查表的原因各異，最大宗不加處理的調查表原因是：法國佔領軍首先認為1918年以後出生的德國公民，因為他們沒有經歷納粹奪權，而且戰爭開始時最多才20歲，因此他們的調查表可以不必審查。這項作法英軍與美軍隨後跟進，並且直接頒發清白證（Persilschein）給上述填表人。[9]接著英國佔領軍為了再加速處理調查表也將加入納粹黨但沒有擔任任何職位的人，一律定義為「盲從者」，不再處理他們的調查表，直接赦免他們一切刑責，並頒予清白證。[10]
英法美佔領區中的250萬份調查卷由545個地方性的審議會審理。審議會由無罪或僅犯有輕罪但具有法律背景的德國人以及非法律背景的公正人士所組成。成員中大部分是戰前的社會民主黨（SPD）黨員。審議會在當地佔領軍的監督及主導下展開工作。截至1949年底，1.4%的填表人被判為主犯或共犯，大約是18萬2千人，另外有34%的填表人被判有輕罪、54%的案件被歸類為盲從者，最後還有0.6%被判定為納粹的反抗份子。
被判為主犯或共犯的先後被安置在集中營裡拘留，隨即有8萬6千人被轉為輕罪並陸續以緩刑加以釋放，他們沒有清白證不得擔任教職、警察以及新聞界的職位。其餘的10萬餘人經抗辯及審判，截至1949年年底共有5025人判有期徒刑定讞，另有806名被判處死刑。抗辯成功的許多是積極地從親戚朋友鄰居處獲得正面證詞的人。證詞經常很簡單諸如：「私下擔任教會義工，協助教會在納粹時期順利舉行禮拜及宣教工作」等。有些抗辯成功的是從俄軍佔領區逃亡至西方國家佔領區並接受調查的前納粹份子。他們主要申述的是：他們當初因為反對威瑪時期德國共產黨的活動而加入納粹組織，他們沒有種族意識形態，只有反共的政治意識。[11]
3 紅軍佔領區「去納粹化」的框架
相形之下俄軍佔領區中「去納粹化」的執行要比英法美佔領區中嚴峻。俄國佔領區中「去納粹化」的工作不是由軍政府而是由俄國內政部（NKWD）的情治單位主導。1945年10月史達林拒絕杜魯門總統將四個佔領區的經濟整合為一體的建議，當時俄國顯然即已決定並策劃建立獨立而且長久的東德政權。「去納粹化」在俄軍佔領區的推展，因此有它明確展開的框架。凡是對社會主義持懷疑或反對的人士都在「去納粹化」過程中一併加以清除。1949年10月7日俄國宣佈結束軍事佔領，將政權交給同時正式成立的德國民主共和國（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簡稱DDR），當時15萬6千被關進集中營的「納粹份子」已有8萬人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死亡。整體而言，納粹黨員在東德能夠東山再起，另創事業的人，相較於西德─德國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微乎其微。[12]
根據1948年英法美佔領區的統計，當時83萬的前納粹黨（NSDAP）黨員雖然不得任教、不得在警界、媒體界、司法界工作，但是只有1.6%的失業率。又根據近年學者的研究指出，大批第三帝國中的農經、交通、人口、工業管理等專業人員─加入過納粹黨─在西德政府中重新獲得重用，有些甚至擔任國際組織要職，並進入名人錄。東德西德兩地區去納粹化工作推動的目標大相逕庭。
4 柏林危機沖淡了「去納粹化」的重要性
1948年2月俄軍宣稱俄國佔領區中的「去納粹化」工作已經完成，言下之意，各個層級機構中，新的人事佈局已經就緒，社會的菁英已經替換更新。對西方佔領區而言這是個壓力。事實上，1948年到1949年西方佔領區中「去納粹化」工作失去了它的動力以及軍民的關注。原因是1948年6月開始的柏林危機它一觸即發可能引起的巨大衝突造成佔領軍及德國民眾極大的不安。柏林危機是東西冷戰的第一個高峰，它出現在「去納粹化」的過程中，它相對化了「去納粹化」的重要性，這正解釋了何以在這段期間西方佔領區收到的605萬份調查表，只處理250萬份，而且被羈押的18萬負有中等以上罪行的人，其中有8萬人立即獲得緩刑，其餘的在審判抗辯的拖延中大部分也獲判緩刑開釋。
柏林危機源起於西方6強1948年2月在倫敦舉行會議，討論西部佔領區未來的聯邦政治制度。會議先將俄國排除在外，又在佔領區四強共同的控管委員會中拒絕交付倫敦會議決議資料給俄軍。俄軍區司令Sokolowski憤而退出委員會並下令封鎖柏林部份對外路面交通，雙方繼而因貨幣改革的立場相左，使得衝突更行激烈。6月23日Sokolowski下令封鎖所有西柏林對外交通以及切斷供輸給西柏林的電源。西柏林當時仍是廢墟，有220萬居民以及8000名佔領軍，他們的作息幾乎因而停頓。西方盟軍面臨的三項抉擇是：放棄孤島似的西柏林，[13]或者以武裝部隊強行從路面護送補給車隊，或者利用波茨坦合約中規定的空中道路進行補給。盟軍當時擔心第一案會使俄方食髓知味，有進一步索求。盟軍也擔心第二案會引發武力衝突，在俄國坦克優勢下，盟軍很可能將在歐洲對共黨的防線撤退到萊茵河，進而放棄整個德國。盟軍最後決定空運補給柏林所需。[14]首先運送日用物資以及修復二戰末期被炸毀的BEWAG電廠所需之1500噸零件。從1948年6月24日起盟軍平均每日以C-47運輸機群運送400機次補給品前往柏林，每月平均運送20萬噸物資。最後經由盟軍，尤其是美軍的堅持，使得俄軍於320天後，[15]在1949年5月11日終於宣佈放棄對柏林的封鎖。
三、「去納粹化」的結束 ─ 不只是一場喜劇
「去納粹化」開始執行時，許多出自德國民族尊嚴的懷疑聲浪認為它是美國人在審判德國人民。然而在柏林危機過程中德國人對美軍的敬愛持續增加，使那些聲音消沈了下去。「去納粹化」事實上在1949春就在加速結案中，代之而起的聲浪是納粹受害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去納粹化」純粹是美軍漂白前納粹分子的假戲，為的是使他們能儘快而正當的再進入公職的體系中。不論對「去納粹化」的雜音如何，在柏林危機中新成立的西德新政府及國會在1951年5月11日正式通過法案廢除〈去除納粹及軍國主義法案〉。
50年代經濟重建的努力及狂吃的風潮[16]填補著德國人民日常生活中一度失去的尊嚴與幸福。在思想界裡，唯心主義的最後一位大師曼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以85歲高齡撰寫的《德意志的災難》，該書在1947年出版。他勇敢而沈痛地回顧兩世紀以來德國所走過的道路。在普魯士傳統裡他見到：文化心靈與軍國主義並立著，法國大革命之後市民的民族思想與普羅社會主義訴求雜處著，同時伴隨著工業化而生的理性計算與非理性價值的追求也交織著。他認為在十九世紀以來的德意志歷史發展中，這些矛盾對立不斷地被整合 ─ 軍國主義中強權思想滲入的文化心靈，普羅意識與民族思想融合，而人們更不斷希望在領袖人格中看見非理性價值的方向。曼乃克見到德國歷史裡這些一連串不幸的整合。在他的回顧裡，他認為德國走出的是一條「德意志的岐路」，他並認為「希特勒主義」是上述矛盾整合的發展中最極端的一個結果。他宏觀的論述帶動了之後德國人自發的、對歷史波濤洶湧般的自我批判。[17]
盟軍「去納粹化」這項佔領期間的政策，達成了人事更替的目標，但是「去納粹化」意涵中的深度反省卻必須由德國人自己展開，事實上60年來其成果有目共睹。1989年兩德統一之後，新德國的記憶文化如何發展，它在國家正常化的願景以及歐盟化的趨勢中如何進行，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胡昌智於東海大學歷史系2014年2月15日
去納粹化調查表，共有4頁131個問題，圖片出處：
審議會寄給Anna F. 女士的清白證，圖片引用自：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rsilschein.jpg
審議會於1948年8月17日審議Frity Thyssen照片，圖片引用自普魯士文化資產委員會：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2527
諷刺「去納粹化」 形同替納粹漂白，圖中黑羊跳進「去納粹化」機器出來就變成聖潔的白羊，圖片出自普魯士文化資產委員會：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2527
[1]Daniel Jonah Goldhagen（1959生）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書的原名為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2]哈伯馬斯的演講Warum ein “Demokratiepreis” für Daniel J. Goldhagen? （為什麼頒獎給高得哈根？）刊於Die Zeit, 1997.03.14
3]維勒的德國社會史共分五大冊，分別處理1700－1815，1815－1849，1849－1914，1914－1949以及1949－1990，含括啟蒙時期、普魯士的改革到自由主義的失敗、軍國社會到一戰開啟、兩次大戰及威瑪共和國、戰後兩德分裂的社會。這是社會科學及社會批判取向的德國史代表作。
[4]Ignatz Bubis（1927-1999）波蘭猶太人父親及哥哥都死於納粹集中營，戰後加入德國自民黨（FDP）1978年起擔任德國猶太人協會理事、副主席、主席等職位。Bubis強調大屠殺的「不可解釋性」，這樣的立場，一方面否定所有的「定論」，並且將大屠殺的解釋永遠開放出著，同時製造出許多模稜兩可的空間，諸如讓人認為德國應該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5]歐盟東擴過程中，德國戰後的自我批判被用來指導歐盟新會員國如何建立國家的記憶文化。Aleida Assmann 指出這樣的現象。參見她2012年的書Auf dem Weg zu einer europäischen Gedächtniskultur ?（走上了歐洲的記憶文化之路嗎？）
[6]紐倫堡的戰罪審判與去納粹化是並行的兩件事。紐倫堡的審判是盟軍四國判處12名納粹最高領導人死刑的共同國際審判。審判自1945年11月14日起舉行，但是次年美英法與俄方因意見不合就不再合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係屬區域性的審判。有關區域性的「去納粹化」2014年出版一本電子書Die Entnazifizierung. Ein Überblick（去納粹化．綜觀）作者Dominik Schwerdtfeger。
[7]一般而言Burschenschaft是民族主義右派的溫床。
[8]看不下去的或者不願意觀看的人進入電影院就埋頭睡覺 ─ 網路上刊載的回憶如是說。
[9]Persil是1907年Henkel發明的洗衣粉的品牌名稱，截至今天為止，它一直是德國銷售量最大的洗衣粉品牌。Persilschein是去納粹化審議會發給的清白證明之俗稱。
[10]Historisches Lexikon Bayerns巴伐利亞歷史大辭典 「去納粹化」條對寬鬆處理的對象有更細密的列舉。
[11]網路中許多類似的對「去納粹化」質疑的個案。
[12]Götz Haydar Aly與Susanne Heim合著的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Auschwitz und die deutschen Pläne für eine neue europäische Ordnung（大屠殺的前置作業者．奧司維茲以及德國計畫的歐洲共榮圈）1991出版。德國史家Götz Aly的祖先是土耳其貴族，在他1991年的書中，他處理二戰結束時30到35歲的德國納粹菁英以及他們在後來的西德政府以及國際組織中事業的第二春。Aly的論點是：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戰爭激烈化過程中納粹德國戰爭經濟考量下的產物，它不純粹是種族意識形態的結果。戰爭經濟以及「大歐洲共榮圈」的規劃吸引並培養了許多專家，這些專家對納粹規劃案視野的「恢弘」，讓他們在戰後還不斷懷念著，他們在「去納粹化」過程中因為他們的專業最先獲得他們的清白證。
[13]西柏林當時是孤島也是插入紅軍區的前哨並且更具有列強權力分配的象徵意義。
[14]當時美國中情局的有關俄軍軍力以及直接動武可能性分析的資訊是杜魯門決定中最重要的依據。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csi-publications/books-and-monographs/on-the-front-lines-of-the-cold-war-documents-on-the-intelligence-war-in-berlin-1946-to-1961/art-4.html
[15]若包括6月24日之前即已進行80 天的小規模空運補給，柏林空運共進行了400日。
[16]德文叫Fresswelle。
[17]曼乃克是朵伊森（Johan Gustav Droysen）的學生，長期（1896－1935）擔任歷史主義史學取向的歷史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主編，柏林自由大學創校的榮譽校長。他的Die Deutsche Katastrophe《德意志的災難》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是理念史的作品，但是論點明顯的出現在之後社會科學方法導向的社會史作品中。維勒對威廉帝國中社會的軍事化以及集體對查理斯馬領袖的期待等敘述明顯的出自曼乃克。曼乃克對猶太人融入德國社會的解釋也引起後續廣泛的討論。筆者認為德國思想界歷史角度的自我批判是受曼乃克的《德意志的災難》 所引領的。「希特勒主義」 是他發明的名詞。
